“我已经死了！”张全胜——一个9岁的童兵高昂的喊到！
松山脚下那只茶缸，后来被人塞满糖果。糖纸被太阳晒得发软，几颗糖黏在杯底，看着有点狼狈，也有点扎眼。茶缸这东西，本来该挂在上学孩子的书包旁边，走一步晃一下，叮当响。
可在一九四四年的滇西，它被一个九岁孩子背进了炮火里。
山风一吹，杯口碰着铜像，像极了旧年间谁家院门没关严，轻轻晃了一下。
这个孩子叫张全胜。
关于他的身世和遗言，后来的纪念文字说法不少，有些细节像口述，有些带着传说的影子，不能全当成档案里钉死的铁证。
可松山战役是真的，远征军的血是真的，孩子被战争卷进去，也不是凭空来的故事。流传最广的说法，张全胜穿着大得拖地的军装，枪托在焦土上划出一道浅痕，面对镜头说，抗战胜利时，他大概已经死了。
一个孩子能把死说得这样平，听着才更疼。
九岁娃娃说出这种话，味道不对。它不像豪言壮语，更像一个孩子被逼得太早懂事。
山上的炮火不问年纪，不问谁还没吃过糖，不问谁半夜会不会想娘，十三岁的贵州少年李占宏，冲锋时倒下，背上两个水壶碰了一下，发出闷响。
人没了，水壶还在响，这一下，比哭声还难受。战场有时就是这么冷，连悲伤都来不及摆出样子。松山不是普通山头。滇缅公路那时像中国战场的一根血管，药品、汽油、弹药、粮食，全靠这条路往里输。
日军卡住松山，就像一只手掐住咽喉。
山里修了堡垒群，说有四十多座子母碉堡，三层钢筋混凝土，连五百磅炸弹砸下来也未必撕开。
远征军往上冲，一个排三十分钟后只剩几个人。
纸面上叫伤亡，落到山坡上，就是一双鞋还陷在泥里，人已经回不来了。
兵源紧到这个份上，七十一军放宽征兵年龄。
写有七千多名流浪孤儿和烈士遗孤进了军营，平均年纪不到十五岁，最小只有九岁。
村子烧过，家散了，父母不在了，孩子能往哪里去？有的进队伍当特勤，送水、送信、背弹药，听着离前线远些，其实炮弹一落，哪有什么远近。
命运不肯给他们留后门，只把一条上山的路摆在脚前。这些娃娃兵最让人心酸的，不只是小，是太会忍。军装大了，就把袖口卷起来；枪比人高，就歪着肩扛；饭不够，就把半块发霉干粮分给伤员。
没人该在那个年纪学这些。
可战争这东西，从来不跟人商量。山下的孩子还在追蜻蜓，山上的孩子已经学会听炮声，学会趴下，学会把害怕咽进肚子里。
怕也得走，哭也得咬着牙走，这不是勇敢的漂亮话，是没退路。
松山打了九十五天。
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到九月七日，白天打，夜里也打，大仗十几次，小仗上百次。
滚龙坡、主峰阵地、暗堡前沿，名字摆在地图上冷冰冰，放进战场里，全是血腥气。娃娃兵营在滚龙坡伤亡高到八成，许多孩子倒在山脊线上，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投出的手榴弹。
十三岁的传令兵七次穿过炮火封锁线，十五岁的机枪手在暗堡塌下去前打倒二十多个敌人。
细节未必每一处都能找到原始名册，可它们拼出的那种苦，是真的。
日军也不是草扎的靶子。
守松山的部队占着山势，地堡一层压一层，火力点藏得阴狠。日方回忆里有人说，自己一个人打死过六十五名中国军人，话里可能有夸大，可远征军打得艰难，没人能否认。
阵地刚夺下，反扑就压回来。
泥土被炸翻，焦木横在路边，敌我尸骨混在一处，有时连身份都分不清。人命到了这种地方，轻得像土，又重得压人胸口。硬冲到后来，已经不是办法。远征军工兵钻到主堡下面挖坑道，把烈性炸药送进山腹。
九月七日，巨响把日军主阵地掀开，松山终于被攻克。
胜利来了，却一点也不轻。
中方伤亡七千七百多人，日军死亡约一千二百余人。
滇缅公路重新有了通气的可能，前线也等来了更像样的补给。张全胜被俘后的故事，被讲得很烈。日军问他想怎么死，他挺着小胸膛，说自己上战场时已经死了，来生还打鬼子。
刺刀刺进去，他还望向东北方向，那里有被害的爹娘。这些话极容易让人眼眶发热，也正因为太热，越要留一点清醒。它更像战争记忆里凝成的一张少年面孔。许多孩子没有留下照片、籍贯和墓碑，张全胜便成了他们共同的名字。
纪念不是把故事喊得更响，而是把那点疼放稳，不让它轻飘飘飞走。
二零一三年，云南龙陵松山脚下，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落成。
四百零二尊雕塑站在山风里，没有庆功的喜色，只有赶路、冲锋、忍痛、沉默。娃娃兵方阵里的青铜少年，常被说成以张全胜为原型。钢盔有弹孔，脚下是炸裂的碉堡残迹，怀里的茶缸被游客塞进糖果。
后来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和战死的孩子说话，只好把甜的东西递过去。
松山今天安静多了，草木长起来，山风吹过，像有人低低念着旧名字。
茶缸里的糖会化，糖纸皱巴巴粘在一起。那一点亮色提醒人，曾有孩子连童年都没过完，就把小小的身体留在了山上，连姓名都被风慢慢磨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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